失业的房地产人：我在咖啡店假装上班，不敢告诉家人

宋强是一名失业人员。他原本在一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工作，三季度末的一次裁员中，包括他在内的三分之二员工被“优化”。像他这样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要还房贷的中年人，“失业”一直是他们不敢面对的现实，也是他们无法承受的现实。在当前房地产行业洗牌的背景下，他们也在经受灵魂和思想的洗礼。

记者 |田国宝

图源 |图虫创意

习惯了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一下子闲下来，宋强很不适应，“店里有写代码的，有开电话会的，看着别人都忙碌着，自己无所事事，那种焦虑和恐慌让你坐立不安”。早晨不到九点，宋强就坐进北京CBD一家咖啡店的角落里，点一份早餐，习惯性地打开电脑，登录微信，一边吃着早餐，一边上网聊天。

过去的两个月里，这家咖啡店的某个角落，几乎成为他的固定“工位”。从早上9点到晚上8点，除了偶尔出去见人，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

严格地说，宋强是一名失业人员。他原本在一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工作，三季度末的一次裁员中，项目上包括他在内的三分之二员工被“优化”。

妻子刚怀孕三个月，宋强担心失业的事影响妻子情绪，打算等胎儿稳定后再择机如实相告。每天他依然按时“上下班”，但实际上大部分时间在公司附近的咖啡店度过。

像宋强这样暂时将咖啡店作为临时办公地的被裁人员并不在少数，在咖啡店员工眼中，她们店里有三五名常客，几乎一整天待在店里，“也不像是工作的样子，有时候一上午都在睡觉”。

宋强这样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要还房贷的中年人，“失业”一直是他们不敢面对的现实，也是他们无法承受的现实。在当前房地产行业洗牌的背景下，他们也在经受灵魂和思想的洗礼。

假装上班

早上八点左右，送孩子到学校后，宋强乘坐半个小时左右的地铁，就可以到达常去的咖啡店。

每次出门，他都像往常上班一样，背着包，带着笔记本电脑和工作报表等材料，尽量做到不露痕迹。

被优化前，宋强在一家民营房企的项目上做工程管理，偶尔去一趟办公室，大部分时间呆在工地上。这家咖啡店距离公司办公室有四五站的距离，原来上班的时候，他也偶尔光顾。

之所以选择这家咖啡店，一是离家比较远，不会与家人偶遇；二是他原来的关系基本都在周边，有什么事需要见面，可以很快实现。

平时一天一包烟，失业的头一个月，每天两包到三包，“太焦虑了，成宿成宿睡不着”宋强说。

从业十多年来，他已经陆续拿到三个资格证，这些证“挂靠”出去，每年可以为他带来十几万元的额外收入。现在他正在为考取第四个证做准备，“一个证能挂靠两三个单位，一家起码能拿到两三万元挂靠费”。

这段时间，他也委托很多朋友帮助介绍新工作，但是由于目前行业中多数企业都在优化人员，一时半会儿难以找到合适的岗位。

宋强偶尔会接到一些二手活儿，他曾经的合作伙伴或前同事，经常会将一些工程预算、报表之类的单子委托给他做，活儿不多，时断时续，但多少有一些收入，不至于坐吃山空。

宋强也不是每天都待在咖啡店，有时候跟着朋友们去参加一些活动，偶尔还会以工地盘整放假名义回家待几天，陪陪孩子和怀孕的妻子，在他被裁员的前半个月，妻子检查出怀孕。

宋强说他未来有三个选择，一个是继续找工作，随着房地产行业逐步好转，以他丰富的工程管理经验，重新干老本行并不难，包括原来的单位，也一直承诺一旦工地满负荷开工后，他如果愿意，还可以回去。

第二个选项是自己干，多年从业经验，他在房地产工程及上下游供应链积累了广泛的资源，手中也有相关资格证书，“自己单干，未必比上班差，随便找几个活，就比原来收入多”。

第三个是转行，这也是他最不愿意的选项，虽然转行意味着更多机遇，但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对于奔四的他来说，属于下策，“不到万不得已，没有人愿意转行，尤其是干工程的，别的不一定干得了”。

顶梁柱

宋强的专业是土木工程，2007毕业后进入一家国有房地产企业，在区域做工程管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在公司的“逼迫”之下，他认购了工作项目上一套两居室。

第二年交房后，他和现在的妻子在新房中结婚，妻子在一家民企做会计。“结婚第二年，当时北京项目收尾了，我们整个团队被外派到其他城市做新项目”，宋强说，在外面漂了四年多。

在外地做项目的时候，他和妻子一直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

2013年下半年，“当时老婆怀儿子已经六个月了，有一天丈母娘打电话给我，说老婆这么大月份了，一个人在家，万一出问题怎么办，赚钱重要，还是人重要”。宋强说，被丈母娘训了一顿，宋强开始考虑回京。

申请调回北京项目没有被批准，宋强选择了辞职，办完手续回到家，妻子已经临近生产。

儿子6个月的时候，妻子告诉宋强，不能两个人都闲着，让他去工作。在朋友的介绍下，他进入这家民企做工程管理。

有了儿子，妻子没有再出去工作，宋强成了家里的顶梁柱，“那个时候月供不算多，虽然赚不了多少钱，但也没有太大压力”。

2019年，经历两年的调控，中国房地产行业销售规模突破15万亿元，创造了历史新高，这一年宋强把原来的房子卖掉，换了一套大三居，月供从几千元变成“一万好几”。

宋强的税后工资在25万元到30万元，加上证件挂靠费用，每年有40万元到50万元的收入。扣除房贷及家庭日常开销，每年至少有10多万元的积余。

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3万元，达到30733元；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8万元，即便妻子不上班，宋强的收入也处于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

2020年初，由于疫情原因，一季度房地产开工和销售普遍较差，宋强的公司启动第一轮人员优化，他被优化到一线项目，虽然办公室仍保留，但大多数时间他的工作都在工地。

今年下半年以来，在三道红线、两个上限等政策影响下，房企普遍面临再融资难题，加上下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持续下滑，多数房地产企业面临着较大的流动压力。“9月初，总部和区域开始裁员，裁了大约三分之一。”宋强说，到了9月底，随着流动性进一步恶化，集团开始降低施工强度。“整体强度降到原来三分之一，我们那个项目基本停了”。

项目停滞后，包括宋强在内的所有项目人员被停职停薪，只保留最低工资。而选择自行离职，可以拿到N+1补偿。他考虑了两天，与其半死不活地耗着，还不如拿补偿走人，“等于把明年上半年的工资提前结了”。

失业后，除了一次性补偿外，他只剩下证件挂靠收入，“今年影响不大，如果没有持续稳定的收入，明年压力比较大”，宋强说，行业不景气，证件都挂靠不出去了。

明年妻子生二胎，“家里花销和孩子教育每年少了也得十来万，房贷小二十万”，宋强盘算着，老二出生后，家里开销还得增加，他一度有点郁闷，当时为什么非要换房。

尘埃

宋强说，在历史上长河中，像他这样个体命运就如一粒尘埃。与他一同被优化的同事们，到现在大多数没有找到工作，“大家都理解公司的行为，都觉得困难只是暂时的，都在等待行业好转”。

换了大房子的宋强和妻子，一度对未来踌躇满志，提出了一系列宏伟目标，“要二胎也是目标之一，国家都倡导三胎了，咱三胎够呛，努努力，二胎还是可以的，儿子也有个伴儿，一个孩子太孤单”。

2021年春节后，宋强戒烟、戒酒，每天和妻子坚持锻炼身体，买了相关的补药，准备了大半年，好不容易妻子成功怀孕了，他却失业了。

从去年被优化到一线项目，他就知道行业不景气，但从未想过会被裁员，虽然别人问起，他都说是主动离职，但他心里清楚怎么回事。

宋强觉得自己还算幸运，虽然每次想到未来，心底都会有一丝不安，但起码还有更多时间和空间去思考未来，与他一同离职的前同事们，都还没来得及焦虑，就重新投入到赚钱的队伍中了。

宋强说，他的前同事们，有的去跑滴滴，有的去送外卖，“每个月的月供在那等着，哪有时间让你矫情，明年不行我也得跑滴滴，咱家伙事都齐全，随时就能干”。

一切源于下半年以来房地产行业转折，根据第三方数据，上半年百强房企销售额同比增长40%，7月单月开始下滑，到了11月，百强房企累计销售金额同比增幅一路下降至1.4%。

销售金额增幅从40%降至1.4%，加上预售资金提取和再融资困难，导致房企流动性压力倍增，多数房企为了减少支出，一方面暂停拿地，另一方面压缩施工强度，与之相关的投资和工程口的人员成为被优化的主要对象。

一家前20强房企的高管告诉经济观察报，多数房企，从总部到区域项目，各个职能部门人员均在优化序列，“减掉一部分，剩下的人还有口饭吃，否则大家一起饿死”。

据其介绍，今年大部分民营房企裁员力度都在20%左右，尤其是下半年以来，都加大考核力度，“试用期内的，没有经验的应届生，非核心部门的员工，第一批就被淘汰了”。

接下来就是核心部门员工，根据现有工作量进行匹配，“假如你这个部门10个人，老板觉得5个人就能干了，就只保留5个人，最后就是谁走谁留的问题”，该高管人士表示，很多销售不好的项目都是“整个建制地裁掉”。

“困难时期，只能这么做”，该高管人士表示，很多被裁员工也理解，“毕竟公司好的时候，你跟着一起赚钱了，现在有困难了，不理解也得理解，牺牲自己，成全他人”。

干了十几年工程管理的宋强，最终也成为成全别人的那个人，他对裁员这件事没有太过耿耿于怀，度过焦虑期后，他开始行动起来，准备考证，找二手活儿，认真考虑下一步做什么。

失业后第一次来这家咖啡店，他存了1万元会员费，平时早餐和午饭都在店里解决，现在已经用掉了一半的储值，“算了一下，按照这个水平，还能用两个月，正好用完也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