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点名”,广州“报到”。
5月15日,《广东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广州市2020年常住人口数量达18676605人,占全省人口数量的14.82%,为全省首位。据广东省统计局的数据,2000年以来广州“全省第一常住人口市”的名号从未旁落。
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广州市常住人口增长了5975805人,增数居全省第二;十年人口增长率为47.05%,位居全省第三。放之全国城市间进行横向比较,广州的常住人口增量同样位居前列。
人口对于城市建设发展和国民经济演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人口普查披露的广州各项人口数据,分别传递出什么信号?它们又将如何影响城市未来的规划走向?
常住人口增加近600万
享受人口红利需做好城市治理
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广州市常住人口增长了5975805人;十年人口增长率为47.05%。这是什么概念?
根据国务院2014年发布的标准,城市规模的划分以人口规模为重要衡量标准。广州十年间的常住人口增量,等同于一座特大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总量(500万至1000万之间)。
纵观全国,四大直辖市的十年间常住人口增量:北京(228万)、上海(185万)、重庆(320万)、天津(93万),远低于广州。在目前已公布的省份人口普查公报中,广州十年间的常住人口增量,比大多省份的增量都高。
广州不断加快人口集聚的背后,实质上也是在抢占发展的先机。广州作为广东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增长速度及总量走在全省前列,并依靠优越的区位优势、开放宽松的政策环境不断吸引大量的流动人口。
人口增量展现了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成绩与担当。能否服务、管理好超1800万常住人口,既考验广州的城市治理能力,也决定着超大城市在未来全球竞争中的格局。
对此,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陈鸿宇提醒,尝到人口带来的发展“甜头”之前,城市首要面对的是治理问题。“广州大量的流动人口有成为常住人口的潜力,要使他们成为城市的主人。应当安排就业机会,把这部分人的就业状况纳入统计。”陈鸿宇指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同样支招,人口的增长意味着城市的相关配套要跟得上。他表示:“从城市治理的角度看,将基本公共服务排序,我会将就业排在第一位,教育、医疗、住房供给是其次。”
占全省人口比重14.82%
都市圈放大中心城市优势
广州市常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重,从2010年的12.17%,上升到了当前的14.82%。虽然只有2.65个百分点的变动,但考虑到庞大的人口基数,这个比例已属可观。
人口占比提升的城市,并不是只有广州。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珠三角核心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等9市)人口所占比重上升8.04个百分点。
“人口进一步向珠三角城市群和都市圈集聚。”广东省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新洪分析指出,与2010年相比,全省常住人口增加超100万人的市有深圳、广州、佛山、东莞、惠州和中山等6市,它们的常住人口增量占同期全省常住人口增幅的94.00%。
一方面,城市的“抢人”呈现出马太效应,地区经济愈发达、人口基数愈大的城市,人口增量愈可观。另一方面,城市增量的统计显示,过去城市间的单量比较,已经上升为城市群、都市圈、经济带之间的比较。
“未来不是某个城市的竞争力问题,而是城市群、都市圈的竞争。”张翼说。尽管是城市群的竞争,但中心城市在引领都市圈发展方面的作用不可忽视。“都市圈时代”甚至会放大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人口虹吸效应。
随着区域间城市发展关系越发紧密,市际人口流动也将加大,这将影响人口分布格局。此时,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将是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的题中之义。
人口性别比为111.98
性别结构受流入人口与产业结构影响较大
全省21个市中,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在110以上的市有7个,在105-110之间的市有8个,在105以下的市有6个。广州市的人口性别比为111.98,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13.0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5.07)6.91个百分点。
以广州市常住人口作为基数计算,全市的男性比女性多出了200多万人。
正常情况下,每出生100个女孩,相应会出生103—107个男孩。到了婚育年龄,男女数量趋于均等。因此,联合国设定的正常值为103—107。
当前,广州需要考虑实现性别比的动态平衡。
杨新洪介绍,就全省而言,广东常住人口性别比升高主要是受外省流入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影响,全省有近一半地市的外省流入人口性别比超过140以上,且外省流入人口占全省常住人口比重继续上升。
目前,2020年的广州户籍人口和外省流入人口性别比具体值尚未公布。但参考近年来广州市户籍人口数的有关情况可知,全市性别比自2010年(102.98)以来呈持续下降趋势,2019年该项数据已降至99.20。据此,广州本地户籍甚至呈现出“男比女少”的态势。
可以看出,目前本地常住人口性别不平衡状态(男性远多于女性)与外来人员的性别结构冲击不无关联。作为制造业大市,广州的产业结构会对性别结构施以影响,具体表现就是对男性劳动力需求的加大。
改善性别结构,除了从立法、政策等制度层面进行引导外,广州也应持续优化产业发展态势,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强市,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当然,性别结构治理是一盘“大棋局”,使之合理发展仍需卫健、药监、公安等部门的通力合作。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7.82%
应对“老龄化”应做好社会资源配置
国家定调,老龄化已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那么,广州进入老龄化社会了吗?
联合国对于“老龄化”的界定,传统标准是:一个地区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新标准是: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7%,即该地区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
在广州,60岁及以上老人占比达11.41%,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7.82%。无论是按传统标准还是新标准衡量,本次统计数据都表明:广州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与之相对的是,广州0—14岁人口占比并不高。放眼全省,这项数据仅东莞(13.12%)比广州(13.87%)低。此外,广州15—59岁之间的人士占比达74.72%。
2020年全市人口统计详细信息尚未出炉,参考2019年广州户籍人口年龄构成可知,全市户籍人口中18岁以下、18—60岁、60岁以上群体的人数占比,分别为20.73%、60.87%、18.4%。综合上述数据,庞大外籍人口的汇入,较大改变了广州常住人口的年龄构成。
在此情况下,广州的人口结构变化传递了以下信号:
首先,外来人口以中青年群体为主,这部分人群的占比是唯一提升的。外来人员的到来极大延缓了广州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同时为广州发展延续着“人口红利”。
其次,外来人口中“扶老携幼”“拖家带口”而来的群体并非主流,他们大多是独自来穗工作生活,缺少代际关系的依附。这或许与广州地区生活、抚育成本相对高昂有关。
此外,广州一方面需要面对劳动年龄人口老化、人口老龄化加速来临等风险挑战,另一方面也要应对大量外籍劳动力带来的人口与社会资源配置、人口与自然资源开发等矛盾。
解决人口均衡化发展问题,是广州面临的一大课题。
每10万人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2.73万
教育强市也要加强对外来人才吸引力
老龄化造成了“人口红利”的衰减,但并不意味着“人才红利”的同步消解。
如何衡量“人才红利”的多寡,指标之一就是受教育情况。目前,深圳每10万人大专及以上学历比例(约2.88万人),已经超过广州(约2.73万人),位居广东省第一位。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广州(11.61)同样位居全省第二,落后深圳(11.86)。
人才是第一资源,受教育年限及高学历人群的数量,对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广州是华南地区教育重镇,拥有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一批国际知名高校。
“十四五”期间,广州提出构建“公平卓越、活力创新、开放包容”的教育新体系,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示范城市。
这些布局和举措助力广州积累人力资本,使人口优势转化为人才优势,也让广州的受教育人口数据位于全省前列。
也应看到,随着近年来全国各地区引才力度的加大,人才具有鲜明的地域流动特征。这也是深圳的高校院所资源相比广州有限,而受教育人口的数据却更可观的重要原因。
说到底,学校已非“栓”住人才、提升受教育人口比例的唯一要素。地区发展环境、城市对人才的友好程度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才的流向。
城市要提升人口质量,至少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外来人员或其子女在广州有条件接受到合格的教育,二是来穗常住人员本身具有一定学历水准。这对城市降低外籍人员子女受教育门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立长效引才机制等工作,提出了更多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