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人口密码”透露了哪些发展信号？

大国“点名”，广州“报到”。

5月15日，《广东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广州市2020年常住人口数量达18676605人，占全省人口数量的14.82%，为全省首位。据广东省统计局的数据，2000年以来广州“全省第一常住人口市”的名号从未旁落。

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广州市常住人口增长了5975805人，增数居全省第二；十年人口增长率为47.05%，位居全省第三。放之全国城市间进行横向比较，广州的常住人口增量同样位居前列。

人口对于城市建设发展和国民经济演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人口普查披露的广州各项人口数据，分别传递出什么信号？它们又将如何影响城市未来的规划走向？

常住人口增加近600万

享受人口红利需做好城市治理

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广州市常住人口增长了5975805人；十年人口增长率为47.05%。这是什么概念？

根据国务院2014年发布的标准，城市规模的划分以人口规模为重要衡量标准。广州十年间的常住人口增量，等同于一座特大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总量（500万至1000万之间）。

纵观全国，四大直辖市的十年间常住人口增量：北京（228万）、上海（185万）、重庆（320万）、天津（93万），远低于广州。在目前已公布的省份人口普查公报中，广州十年间的常住人口增量，比大多省份的增量都高。

广州不断加快人口集聚的背后，实质上也是在抢占发展的先机。广州作为广东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增长速度及总量走在全省前列，并依靠优越的区位优势、开放宽松的政策环境不断吸引大量的流动人口。

人口增量展现了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成绩与担当。能否服务、管理好超1800万常住人口，既考验广州的城市治理能力，也决定着超大城市在未来全球竞争中的格局。

对此，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陈鸿宇提醒，尝到人口带来的发展“甜头”之前，城市首要面对的是治理问题。“广州大量的流动人口有成为常住人口的潜力，要使他们成为城市的主人。应当安排就业机会，把这部分人的就业状况纳入统计。”陈鸿宇指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同样支招，人口的增长意味着城市的相关配套要跟得上。他表示：“从城市治理的角度看，将基本公共服务排序，我会将就业排在第一位，教育、医疗、住房供给是其次。”

占全省人口比重14.82%

都市圈放大中心城市优势

广州市常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重，从2010年的12.17%，上升到了当前的14.82%。虽然只有2.65个百分点的变动，但考虑到庞大的人口基数，这个比例已属可观。

人口占比提升的城市，并不是只有广州。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珠三角核心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等9市）人口所占比重上升8.04个百分点。

“人口进一步向珠三角城市群和都市圈集聚。”广东省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新洪分析指出，与2010年相比，全省常住人口增加超100万人的市有深圳、广州、佛山、东莞、惠州和中山等6市，它们的常住人口增量占同期全省常住人口增幅的94.00%。

一方面，城市的“抢人”呈现出马太效应，地区经济愈发达、人口基数愈大的城市，人口增量愈可观。另一方面，城市增量的统计显示，过去城市间的单量比较，已经上升为城市群、都市圈、经济带之间的比较。

“未来不是某个城市的竞争力问题，而是城市群、都市圈的竞争。”张翼说。尽管是城市群的竞争，但中心城市在引领都市圈发展方面的作用不可忽视。“都市圈时代”甚至会放大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人口虹吸效应。

随着区域间城市发展关系越发紧密，市际人口流动也将加大，这将影响人口分布格局。此时，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将是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的题中之义。

人口性别比为111.98

性别结构受流入人口与产业结构影响较大

全省21个市中，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在110以上的市有7个，在105-110之间的市有8个，在105以下的市有6个。广州市的人口性别比为111.98，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13.0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5.07）6.91个百分点。

以广州市常住人口作为基数计算，全市的男性比女性多出了200多万人。

正常情况下，每出生100个女孩，相应会出生103—107个男孩。到了婚育年龄，男女数量趋于均等。因此，联合国设定的正常值为103—107。

当前，广州需要考虑实现性别比的动态平衡。

杨新洪介绍，就全省而言，广东常住人口性别比升高主要是受外省流入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影响，全省有近一半地市的外省流入人口性别比超过140以上，且外省流入人口占全省常住人口比重继续上升。

目前，2020年的广州户籍人口和外省流入人口性别比具体值尚未公布。但参考近年来广州市户籍人口数的有关情况可知，全市性别比自2010年（102.98）以来呈持续下降趋势，2019年该项数据已降至99.20。据此，广州本地户籍甚至呈现出“男比女少”的态势。

可以看出，目前本地常住人口性别不平衡状态（男性远多于女性）与外来人员的性别结构冲击不无关联。作为制造业大市，广州的产业结构会对性别结构施以影响，具体表现就是对男性劳动力需求的加大。

改善性别结构，除了从立法、政策等制度层面进行引导外，广州也应持续优化产业发展态势，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强市，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当然，性别结构治理是一盘“大棋局”，使之合理发展仍需卫健、药监、公安等部门的通力合作。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7.82%

应对“老龄化”应做好社会资源配置

国家定调，老龄化已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那么，广州进入老龄化社会了吗？

联合国对于“老龄化”的界定，传统标准是：一个地区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新标准是：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7%，即该地区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

在广州，60岁及以上老人占比达11.41%，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7.82%。无论是按传统标准还是新标准衡量，本次统计数据都表明：广州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与之相对的是，广州0—14岁人口占比并不高。放眼全省，这项数据仅东莞（13.12%）比广州（13.87%）低。此外，广州15—59岁之间的人士占比达74.72%。

2020年全市人口统计详细信息尚未出炉，参考2019年广州户籍人口年龄构成可知，全市户籍人口中18岁以下、18—60岁、60岁以上群体的人数占比，分别为20.73%、60.87%、18.4%。综合上述数据，庞大外籍人口的汇入，较大改变了广州常住人口的年龄构成。

在此情况下，广州的人口结构变化传递了以下信号：

首先，外来人口以中青年群体为主，这部分人群的占比是唯一提升的。外来人员的到来极大延缓了广州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同时为广州发展延续着“人口红利”。

其次，外来人口中“扶老携幼”“拖家带口”而来的群体并非主流，他们大多是独自来穗工作生活，缺少代际关系的依附。这或许与广州地区生活、抚育成本相对高昂有关。

此外，广州一方面需要面对劳动年龄人口老化、人口老龄化加速来临等风险挑战，另一方面也要应对大量外籍劳动力带来的人口与社会资源配置、人口与自然资源开发等矛盾。

解决人口均衡化发展问题，是广州面临的一大课题。

每10万人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2.73万

教育强市也要加强对外来人才吸引力

老龄化造成了“人口红利”的衰减，但并不意味着“人才红利”的同步消解。

如何衡量“人才红利”的多寡，指标之一就是受教育情况。目前，深圳每10万人大专及以上学历比例（约2.88万人），已经超过广州（约2.73万人），位居广东省第一位。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广州（11.61）同样位居全省第二，落后深圳（11.86）。

人才是第一资源，受教育年限及高学历人群的数量，对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广州是华南地区教育重镇，拥有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一批国际知名高校。

“十四五”期间，广州提出构建“公平卓越、活力创新、开放包容”的教育新体系，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示范城市。

这些布局和举措助力广州积累人力资本，使人口优势转化为人才优势，也让广州的受教育人口数据位于全省前列。

也应看到，随着近年来全国各地区引才力度的加大，人才具有鲜明的地域流动特征。这也是深圳的高校院所资源相比广州有限，而受教育人口的数据却更可观的重要原因。

说到底，学校已非“栓”住人才、提升受教育人口比例的唯一要素。地区发展环境、城市对人才的友好程度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才的流向。

城市要提升人口质量，至少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外来人员或其子女在广州有条件接受到合格的教育，二是来穗常住人员本身具有一定学历水准。这对城市降低外籍人员子女受教育门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立长效引才机制等工作，提出了更多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