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均衡度是经济发展质量的一个重要体现。
目前，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仍存在一定差距，不仅体现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之间，也体现在各个省域内部。即使在东部沿海省份内，不同地市之间的发展也存在较大差距。
第一财经记者梳理了东部沿海5个经济发达省份（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和福建）的所有地市GDP与人均GDP，总体来看，闽浙苏内部的区域差距相对较小，第一经济大省广东的区域差距最为悬殊，有三分之二的地市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广东马太效应明显
“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这句话是广东区域发展失衡的写照。
尽管过去30年来，广东的经济总量一直高居全国第一，但粤东西北地区与珠三角地区差距过大一直是难以解决的顽疾。
第一财经记者统计发现，在广东21个地市中，2018年仅有7个地市人均GDP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4644元，剩余2/3的地市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有11个地市人均GDP低于5万元。而闽浙苏没有一个地市人均GDP低于5万元，山东也仅有2个地市低于这一标准。
作为首批四大经济特区城市之一，粤东地区的中心城市汕头人均GDP仅为44672元；作为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粤西地区的中心城市湛江人均GDP也仅为41107元。此外，上述21个地市中垫底的梅州，人均GDP为25367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9.2%，以及广东省内人均GDP最高的深圳的13.4%。而与之相邻、同样是位于闽粤赣山区的福建省龙岩市的人均GDP为90655元，是梅州的3.57倍。
可见，地处山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并不完全是经济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更何况是拥有良好自然地理条件、天然良港的粤东和粤西沿海。经济发展滞后显然有其他原因。
从经济总量上看，广深这两座一线城市GDP之和达到了47081亿元，占全省的45.3%，如果加上佛山和东莞，四座城市GDP之和就占全省的67%。
广东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珠三角的集聚能力和吸附效应太强，优秀的人才、资金等要素都往珠三角集聚。另外，粤东、粤西不少地方在改革开放后都曾走了一些弯路，也影响了这些地方经济的发展。
2008年后，广东推出产业、劳动力“双转移战略”，广东欠发达区域经济高速崛起，连续6年增速超过珠三角。不过2015年后，粤东西北GDP增速、财政收入增速都又落后于珠三角。从区域GDP增速变异系数看，区域增速差异在长期缩窄后有所扩大。
广东省统计局数据也显示，2018年广东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仍较为突出，珠三角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快于粤东西北，占全省比重较上年提高。具体来看，2018年，珠三角地区GDP增速为6.9%，快于粤东西北地区1.6个百分点；珠三角地区的GDP占全省比重达80.2%，较上年提高了0.1 个百分点，东翼、西翼、山区分别占6.6%、7.4%、5.8%。
闽浙更均衡
第二经济大省江苏和第三经济大省山东也面临区域发展差距明显的问题。
其中，山东共有6个地市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在鲁西南地区。但考虑到山东的人均GDP为76267元，与粤浙苏闽均存在较大差距，因此17个地市中，有6个地市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属于正常。需要说明的是，虽然2018年12月，莱芜已经并入济南，但2018年的数据仍分开统计，因此2018年山东有17个地市。
江苏省人均GDP达到92595.4元，在5省中最高。改革开放后，靠近上海的苏南地区凭借外向型产业的发展，经济随之高速发展。整个江苏的经济发展程度根据距离上海的远近而发生明显变化，离上海最近的苏锡常等地发展最好，苏中(南通、扬州、泰州等)次之，苏北相对落后。
数据显示，苏南的无锡以174300元的人均GDP位居江苏省内第一，苏州以172547元位居第二，苏南地区中最低的镇江也达到了126906元；苏中地区三市扬州、南通、泰州都超过了10万元大关；苏北5市则尚无一市人均GDP超过8万元，宿迁与连云港两市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近年来，随着苏南地区进入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阶段，经济增速放缓，同时江苏区域均衡发展持续推进，不少产业向苏中、苏北转移，三个区域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
浙江和福建是区域均衡度最高的两个省份。在浙江11个地市中，人均GDP最高的是杭州，达到140180元，且只有丽水（63611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十分接近。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浙江是我国经商氛围最为浓厚的地方，每个人都想当老板。浙江的区域发展比较均衡，县域经济、产业集群最为发达，城乡差距最小。
在浙江，人均GDP比较高的地市主要集中在杭州湾沿岸，比如杭州、宁波、舟山和绍兴。从研发创新来看，环杭州湾的地市无论是每万人拥有的研发人员数量，还是研发投入强度都在浙江省内领先。一方面，这些地区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做得较好；另一方面，地处长三角核心区，距离龙头城市上海更近，也更容易延揽到科技研发人才。
相比之下，人均GDP较低的地市主要集中在浙西南地区，这些地方山地多、平地少，再加上远离长三角核心区，相对不容易受到核心大都市的外溢和辐射，近年来的转型升级步伐也相对较慢。
浙江的邻省福建是区域均衡度最高的省份，也是目前唯一一个省内所有地市人均GDP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其中，人均GDP最高的是计划单列市厦门，为118015元；最低的是闽北山区的南平，为66760元，是厦门的56.6%。最高与最低地市间的差距是5省中最小的。
作为东部沿海地区山地最多、平地最少的省份，福建素有“八山一水一田”之称，福建的自然地理条件可谓是这5省中最差的，但福建的经济发展却克服了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比如山区的龙岩和三明，人均GDP都超过了9万元，反而高出地处沿海地区、拥有较大片平原的漳州和莆田不小的距离。
丁长发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福建虽然自然地理条件基础较差，但福建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山区林下经济、海产养殖等方面都做的很不错。比如福建山区的南平、三明等地面积很大，但这些地市很多人口都往沿海的福州、厦门、泉州转移，因此山区地市的人地资源禀赋比较好，这也是山区地市人均GDP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福建是全国首个实现“市市通高铁”的省份，更是县县通高铁、镇镇通干道，基础设施较为完备。
福建的中心城市首位度不高，也是较早实施山海协作的省份，沿海地市对山区市的反哺很多，比如厦门、泉州的很多企业到龙岩投资。再加海外侨商资源多，整体经商意识浓厚，区域发展也就比较均衡。
辩证看待区域差距
但一枚硬币都有正反两面，对各省份来说，省内区域之间的发展协调与否，也有利弊两面。
以广东为例，尽管省内区域发展差距最大，但广东坐拥广深两座一线城市，近年来，中心大城市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引领作用十分突出。
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田伯平分析，广深作为两大一线城市，集聚高端要素的能力更强，现代服务业更为发达，对珠三角地区的转型升级起到非常重要的服务和带动作用。相比之下，无论是苏州还是南京，江苏的中心城市的服务带动作用都与广深有较大差距。这也是近几年粤苏经济差距重新拉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浙江作为全国最早实行省管县体制的省份，曾树立了县域经济发展的标杆。不过，浙江中心城市弱小的弊端也不断凸显，主要体现在集聚高端要素的能力较弱，对转型升级的引领作用不够。
在福建，尽管地区发展比较均衡，但由于中心城市较小，在引领带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方面较弱。丁长发说，福州和厦门城区人口规模加起来还没一个武汉大。福建的中心城市平台不突出，不利于吸引人才、天使基金等高端要素资源，甚至导致人才外流。一些知名企业为了进一步发展将总部迁到上海，少部分到了深圳。
他说，如今区域经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增长极之间的竞争，通过中心增长极的发展，集聚区域内最好的要素，才能够吸引人才，对接外部高端产业的落户，从而带动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此外，人口往大城市集中，山区、中小城市的人地资源关系会更好，也有利于这些地方提高人均水平。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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